昨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數年前的文章，作者比較了兩位 耶路撒冷文學獎得主，一位是 村上春樹；廿多年前他剛紅時看過他的成名作《挪威的森林》，感覺十分造作，之後知道他是有團隊長期替他搞公關與曝光……他得耶路撒冷文學獎的演講「雞蛋與高牆」論亦十分造作；昨天看到的文章與我的看法有些類近……
另一位是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2023） 的耶路撒冷文學獎得獎演講、收入在他《小說的藝術》書中，第一次看是上世紀 80 年代末、一次坐火車從南京到上海時讀《小說的藝術》讀到，十分觸動，關於「愚蠢 」的看法，令我汗流浹背；他沒得 諾貝爾文學獎 似是有政治原因。
引錄原文 與 米蘭昆德拉 耶路撒冷文學獎 得獎演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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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需要靈修一下。談到耶路撒冷文學獎，我想大部分香港人都會聯想到村上春樹的那場演講，因為裡面出現了一句最多人引用的說話：「雞蛋和高牆，我永遠站在雞蛋那一方。」這句說話危險在於把人類的存在和正義定性為一場雞蛋對抗高牆的漫長鬥爭。迷戀這句說話的人甚或會希望這是一場永不完結的抗戰，因為他們沒法在沒有高牆和雞蛋之外的世界生存下去，是如此實在的對立讓他們找到存在的確據。
村上這句說話，只有很狹窄的道德光譜之內生效，所以我才說，把它視作所有問題的唯一解答是相當危險的。「無論雞蛋多麼的錯，高牆多麼的對，我都要站在雞蛋那一方。」他沒有意料到這是一句令雞蛋發臭的魔咒，這討人喜歡的魔咒，滲入了一般人對極權主義的過時了解，以及一點天真，而這天真導向了人類的「偉大理想」。在未來某個地方，雞蛋會勝過高牆，人們抱擁愛與和平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然而，請你撫心自問，你的天真量足以讓你相信這種理想嗎？
我不知道，人們怎會鐵定世界的所有問題是由高牆、體制或極權所造成，「解放」何解成為人類前進的唯一答案。沒錯，高牆的確壓逼民眾的生活，但比起這個，更令我窒息的是人類某種絕對把握的態度：「世界就係咁架喇、做人就係咁架喇。」相比高牆，小說家更需要對付它，亦只有小說能敲打剛硬的人心，評論不能，哲學理論也不能。後者千方百計想提供一些答案、講一些道理，偏偏好的小說揭示了人的大地就是缺乏參照、無理性可言。
重讀米蘭昆德拉在1985年在耶路撒冷的這篇得獎講辭，驟然覺得村上的道實在渺小，連我自身的崇高盼望亦都俯首稱臣。我邀請你好好讀一遍，讀完應該會明白我到底在讚嘆甚麼：
以色列頒發的最重要獎項保留給國際文學，在我看來，這並非偶然的現象，而是悠久的傳統。事實上，這是因為偉大的猶太賢人志士，他們遠離了自己原初的土地，在超越國族主義激情的環境下成長，他們始終對於超越國族的歐洲展現著一種特殊的感受性，他們將歐洲想像為文化，而非領土。儘管歐洲曾以悲劇讓猶太人陷入絕望之境，可是在此之後，猶太人卻對這歐洲的世界主義忠誠依舊，而他們終於失而復得的小小祖國以色列，在我眼裡，則有如歐洲真正的心臟，這個奇異的心臟，長在身體之外。
今天，我帶著極為激動的心情來領獎，領取這個帶著耶路撒冷之名，帶著猶太人偉大的世界主義精神印記的獎。我以小說家的身分得到這個獎。我強調，我說的是小說家，不是作家。依照福樓拜的說法，小說家是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後的人。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後，意思是要放棄公眾人物的角色。這並非易事，今天，無論任何雞毛蒜皮的小事都得透過大眾傳媒那座照亮得令人無法忍受的舞台，這跟福樓拜的意願完全背道而馳，結果是作品消失在作者的形象之後。在這種處境裡，沒有人能夠全身而退，福樓拜的見解在我看來幾乎是一種預警：小說家一旦接受了公眾人物的角色，就會讓自己的作品陷入險境，作品有可能被當作一條闌尾，附庸於他的所作所為、他的公開發言、他所採取的立場。然而，小說家並不是任何人的代言人，我要將這個論點一直推到小說家甚至不是自己想法的代言人。托爾斯泰在寫《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時，安娜是個非常令人反感的人，而她悲劇性的下場不過是罪有應得罷了。小說最後的定稿卻大異其趣，但我不相信托爾斯泰在這段期間改變了他的道德觀，我會說，應該是在寫作的時候，他聆聽著另一個聲音，這聲音並非他個人的道德信念。他聆聽的聲音，我喜歡稱之為小說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說家都聆聽這超越個人的智慧，這說明了偉大的小說總是比他們的作者稍微聰明一點。比作品聰明的小說家都應該改行。
但這智慧究竟是什麼？小說又是什麼？有一句猶太諺語很令人讚嘆：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句箴言帶給我一些啟發，我常想像有一天弗朗索瓦．拉伯雷聽見上帝的笑聲，於是歐洲第一部偉大的小說就這樣誕生了。我喜歡把小說藝術來到世界想作是上帝笑聲的回音。
但是為什麼上帝看著人類思考就要發笑呢？因為人在思考而真理卻逃離他。因為人們越思考，一個人的真理就會離另一個人的真理更遠。而最終的原因，是因為人從來不是他自己所想像的那樣。正是在現代的黎明，從中世紀走出來的人，顯露了這個基本處境：唐吉訶德思考，桑喬思考，不僅是世界的真理躲開了他們，連屬於他們自我的真理都避開了。最早的幾位歐洲小說家看到也捕捉到人的這個新處境，並且在其上建立了一門新的藝術，那就是小說的藝術。
弗朗索瓦．拉伯雷發明了許多新詞，後來這些詞都進入了法語和其他語言之中。但是其中有一個詞被遺忘了，或許我們會為此感到遺憾。這個詞就是扼結樂思忒（agélaste）；它是從希臘文來的，意思是：不笑的人，沒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討厭扼結樂思忒。他對這種人感到害怕。他抱怨說這些扼結樂思忒「對他如此殘酷」，害他幾乎要停只寫作，永遠停止。
小說家和扼結樂思忒之間永無寧日。這些扼結樂思忒從來不曾聽到上帝的笑聲，他們相信真理是清晰的，他們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應該相同，他們相信自己和心裡所想的自己一模一樣。然而人之所以成為個人，恰恰是因為他失去了對於真理的確信以及其他人的一致共識。小說，是屬於個人的想像天堂。在這片領土上，沒有人是真理的佔有者，安娜不是，卡列寧也不是，在這裡，所有人都有權被理解，安娜有權，卡列寧也有。
在卡岡都亞和龐大固埃（Gargantua et Pantagruel）的《第三書》裡頭，歐洲第一個偉大的小說人物巴汝奇（Panurge）為了一個問題感到苦惱：他該不該結婚？他請教了醫生、算命師、教授、詩人、哲學家，這些人輪番引述希波克拉提（Hippocrate）、亞理斯多德（Aristote）、荷馬、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柏拉圖的話。但是在這占據了整本書的浩瀚博學研究之後，巴汝奇始終不知道他是不是應該結婚。我們這些讀者呢，我們也不知道，但是相對的，我們卻從所有可能的角度探索了不知該不該結婚的人既可笑又基本的處境。
拉伯雷的旁徵博引如此大氣，但是和笛卡兒的博學相比，還有另一種意義。小說的智慧和哲學的智慧是不同的。小說並非誕生於理論的精神，而是誕生於幽默的精神。歐洲的一個失敗，就在於它從來不曾理解歐洲最偉大的藝術──小說；歐洲不理解小說的精神，不理解小說無邊無際的認識與發現，也不理解小說歷史的自主性。受到上帝笑聲啟發的藝術，其本質並非屈從於意識形態的確信態度，而是去反對它。跟佩涅洛佩一樣，這門藝術在夜裡拆散了神學家、哲學家、學者在前一天編織的掛毯。
近來，人們習於談論十八世紀的壞處，甚至一直談到這個陳腔濫調：俄羅斯極權主義的不幸，是歐洲的作品，尤其是啟蒙時代無神論的理性主義，因為它信仰著理性至高無上的權力。那些人把伏爾泰說成該為古拉格負責，我不覺得自己有能力同他們論戰。相反的，我覺得自己有能力說：十八世紀不只是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Holbach）的時代，也是（或者該說，尤其是！）菲爾丁、斯特恩、歌德、拉克羅的時代。
這個時代所有的小說，我最喜歡的是勞倫斯．斯特恩的《崔斯川．山迪》。這是一部奇怪的小說。斯特恩追憶著崔斯川被孕育的那個夜晚，以此展開這部小說，但他才剛開始說這件事，另一個想法隨即吸引了他，而這個想法又通過自由聯想喚起了另一個反思，接著是另一個小故事，結果是一次又一次的離題，而小說的主人翁崔斯川，則在長達一百多頁的篇幅裡被遺忘了。這種怪誕的小說寫法或許會讓人看作一種單純的形式遊戲。然而，在藝術裡，形式永遠不只是形式。每一部小說，不管願不願意，它都要提供一個答案給這個問題：什麼是人的存在？它的詩意又在哪裡？斯特恩的同代作家，像是菲爾丁等人，他們特別懂得去品味行動與冒險的非凡魅力。但是斯特恩的小說裡暗示的答案是不一樣的：詩意，照他的說法，不在行動裡，而是在行動的中斷裡。
或許，小說與哲學之間，一場偉大的對話間接的在這裡發生了。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建築在萊布尼茲著名的句子上：nihil sine ratione──沒有任何存在之物不具理性。科學受到這個信念的刺激，熱切的檢視著一切事物的為什麼，好讓一切存在之物看起來都是可以解釋的，所以，也是可以計算的。人，希望自己的生命擁有某種意義，他會放棄每一個沒有原因和目的的行為。所有的傳記都是如此寫下的。生命看起來像是一道因、果、成、敗的明亮軌跡，人則是一邊以目光焦灼，緊盯著自己行為的因果鏈，一邊繼續加速，向死亡狂奔而去。
世界退縮成一連串事件的接續交替，面對這樣的簡化，斯特恩的小說以其唯一的形式肯定了：詩意不在行動裡，而是在行動中止之處；在那兒，因果之間的橋梁被摧毀，思想在無所事事的甜美自由裡遊蕩。存在的詩意，斯特恩說，它處在離題之中。它在無法計算的事物之中。它在因果關係的另一邊。它sine ratione──不具理性。它在萊布尼茲的句子的另一邊。
當然，既使在福樓拜以前，人們也已經知道了愚蠢的存在，但是人們理解的方式有一點不同：愚蠢被視作一種單純的缺乏知識，一種可以經由教育矯正的缺點。但是，在福樓拜的小說裡，愚蠢是跟人的存在密不分的一個維度。它伴隨著可憐的艾瑪度日，直到她做愛的床鋪，直到她臨終的病榻，病榻旁，還有兩個嚇人的扼結樂思忒，奧默（Homais）和布尼賢（Bournisien）在那兒交流著他們漫長的蠢話，彷彿悼詞似的。但是在福樓拜對於蠢的看法裡，最嚇人、最令人憤慨的是：愚蠢在科學、技術、進步、現代性的前面並未被抹去身影，相反的，世界在進步，愚蠢也跟著進步！
福樓拜懷抱著一股淘氣的激情，蒐集了他身邊的人們為了表現聰明、跟得上潮流的樣子而對他說出的刻板用語。他把這些用語編成了一本著名的《既成觀念辭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我們就借用這個書名來說吧：現代的愚蠢不是意味著無知，而是對於既成觀念的不思考。對於世界的未來，福樓拜的發現比起馬克思（Marx）或弗洛伊德那些震撼人心的觀念更加重要。因為我們可以想像未來沒有階級鬥爭，沒有心理分析，卻不可能沒有既成觀念這些無從抗拒的潮湧，既成觀念被輸入電腦，被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宣傳，很可能即將成為一股粉碎一切原創與個人思維的力量，因而扼殺現代歐洲文化的本質。
福樓拜想像出他的艾瑪．包法利，其後約莫八十年，在我們這個世紀的三零年代，有一位偉大的小說家赫曼．布羅赫談到現代小說反對媚俗潮流的壯烈努力，最後卻被媚俗擊垮。「媚俗」這個詞指稱的態度，是想要不惜任何代價討好大多數人。為了討好，就得去確定什麼是人人想聽的話，就得去為既成觀念服務。媚俗，就是將既成觀念的愚蠢轉譯成美和感動的語言。 媚俗從我們身上淘出了同情的淚水，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所思所感的平庸事物。五十年後的今天，布羅赫的句子變得越來越真確。由於討好並且贏得大多數人的注意是迫切必要的，大眾傳播的美學無可避免地成了媚俗的美學；漸漸的，大眾傳播全面擁抱、滲透著我們的生活，媚俗變成我們日常生活的美學與道德。現代主義直到最近某個時期都還意味著不因循隨俗的一種反叛，對抗著既成觀念與媚俗。今天，現代性卻與大眾媒體無邊無際的生命力混在一起，「成為現代的」意味著一種狂熱的努力，為的是要跟上時代，因循隨俗，比最因循隨俗的人還要因循隨俗。現代性穿上了媚俗的長袍。
扼結樂思忒、對於既成觀念的不思考、媚俗，這個三頭怪物，是作為上帝笑聲而生的藝術唯一且同一的敵人。這門藝術知道如何創造迷人的想像空間，在其中，沒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每個人都有權利被理解。這個想像空間和現代歐洲一同誕生，它是歐洲的形象，或者，至少是我們夢想的歐洲。夢想屢屢遭到背叛，但卻依然強大，足以將我們團結在遠遠超過我們小小歐陸的友愛之中。然而我們知道，個人受到尊重的這個世界（小說的想像世界、歐洲的真實世界）是脆弱、稍縱即逝的。我們看到扼結樂思忒的大軍出現在地平線上，窺伺著我們。恰恰是在這場沒有宣戰的永恆戰爭時代裡，在這個命運如此戲劇化、如此殘酷的城市裡，我決定只談論小說。或許各位也明白，這並不是我在逃避所謂嚴重的問題。因為，儘管歐洲文化在今天似乎受到威脅，受到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威脅──在它最珍貴之處：尊重個人、尊重個人原創的思想、尊重個人不可侵犯的隱私權──但是，歐洲精神的這種珍貴本質，卻宛如存放在小說歷史的銀匣子裡，存放在小說的智慧裡。在這篇謝辭裡，我要致敬的對象正是這小說的智慧。可是我現在也該打住了。我剛剛一直忘了，上帝看見我在思考，祂就會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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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段交響樂，管樂部份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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