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新聞網站有一篇文章標題：
《三峡决策：水利专家苦求30分钟辩论而不可得！》
很值得分享；可能對那些 偏好 “馬基雅維利” 式、強權手段帶領社會高速發展，厭惡 民主社會有不同聲音拖慢社會發展 的人，會有參考價值。
地球、人類 現在似是因為太快地錯誤地發展而陷入難以逆轉的困境。
《三峡决策：水利专家苦求30分钟辩论而不可得！》
三峡工程的负面效应终于被官方承受，国务院会议首次表态，“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此表态，使得公众重新怀念起 黄万里 其人其事,在网间引发悼念高潮。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著名水利专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36年获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1937年春学成归国，也被认为中国首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
今天我们记住黄万里，并非其主导的水利工程，而是因为他对于 三门峡工程 以及 三峡工程 的异议。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决定动工 黄河三门峡大坝，力图以人力一清黄河。当时水利部召开讨论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之际，参会有70多位专家学者。迫于 “圣人出，黄河清” 的言论环境，唯有黄万里反对三门峡水库，他公开表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期间，他进行了长达7天的辩论，无果而终。
小说直接讽喻三门峡之事，借人物之口直舒胸襟：“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这番言论，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甚至开创了《人民日报》批判右派的文体。黄万里不仅划为右派，而且下放多年，在政治运动中甚至被诬为“贪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见天日。根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回忆，黄万里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有“摘帽”机会。当时，毛泽东曾在新春座谈会上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据说，当时只要写份检查即可“摘帽”，但是黄万里并不愿意。
黄万里因为不肯写检查，右派帽子一戴很多年，摘帽之后仍不改风骨。上世纪80年代起，他屡屡就三峡工程之事再度挺身而出，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也正因此，黄万里建言多达6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7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于是，直到黄万里2001年离开人世，仍旧对于三峡工程念兹在兹，所留遗书，也与水利有关，“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
当然，三峡工程与三门峡不同，目前尚未到盖棺论定时候。学术可以存在异同，但是前提在于出于本心而非政治、权贵压力。当前种种神化黄万里的言论更是另一种荒谬，也违背了他的初衷。但是，作为一名学者，对于自身理念的坚守，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
讽刺的是，当年之所以批判黄万里，因为他的“不识时务”，为反对三门峡工程以及三峡工程遭遇诸多冷遇;今天，人们之所以记住黄万里，也正是在于他的坚守，然而这位科学家一生良知所追求的意见，仍旧未能抵御时代大潮的无情冲击。
黄万里诗词俱佳，曾写下《梦吟绝笔》：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其孤独姿态跃然纸上，有如鲁迅所谓的“战士”：“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公共政策最大风险或许就在于信息不透明，当黄万里等人远去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尽力回归公共政策的本义,也就是“公共”的题中之义，拓展公共空间，包容异见，如是，才有可能延展出更多类似黄万里式的人物。
黄万里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祸害关中的死库
五十年前，1960年6月，三门峡水库筑坝到了340米，实现拦洪。 9月，正式关闸蓄水拦沙，投入使用，就在举国上下为改造自然的胜利而欢呼时，悲剧拉开了序幕。
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面对黄河水患都是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泥沙不断淤积，下游河床日益抬高，形成高于地面的悬河。
历史上，黄河是航运大河。而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的三门峡，因为有着坚固的花岗岩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产生的洪水和泥沙，因此，到了民国，在三门峡筑坝的设想开始被人频频提起。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再次将目光投向黄河。当时，苏联专家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不谋而合地相中了三门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交了20万字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毛泽东第一次离京，巡视的就是黄河。面对黄河，他的雄心壮志几起几落，再也没有面对淮河时挥笔写下“一定要根治”的豪情，而是嘱咐一句“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半是不服半是无奈。
王化云早在1949年8月就给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上书，要求修建三门峡水库，被董必武否决了。新中国成立后，王化云一直坚持“筑坝拦沙”的治河主张，被毛泽东称为“能化云化雨”。
王化云：“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占2000亿至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毛泽东笑了：“300年后，你早就有重孙了。”
他又问：“修了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用1000年是可能的。”
毛泽东：“那1050年怎么样呢?”
王化云有些尴尬：“这……到时候再想办法。”
毛泽东又笑了：“恐怕不到1000年早就解决了。”他抽了口烟，又道：“三门峡水库定了没有?”
王化云：“还没有定。”
毛泽东：“三门峡水库有四个方案，你认为哪个最好?”
“修到360米这个方案最好。”
“那么多移民往哪里移?”
“有的主张往东北移，那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有的主张往海边或者绥远移;有的则主张就地分散安置，不一致。”
“你主张移到哪里?”
“移到东北去，对工农业以及国防都有好处，就是多花点钱。”
毛泽东将视线移到图纸上，盯着三门峡的位置看了许久，道：“我再问你，三门峡水库修好后，黄河能通航到哪里?”
“兰州以上能不能通航?”
“目前还没有考虑。”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3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审阅批准1952年做出的水利工作决定。1953年是中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一五”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会上，人大报告将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这样一来，即使原先对工程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只有噤若寒蝉了。决议的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消息传出，举世瞩目，周恩来感慨道：“作了这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成立三门峡工程局。
然而，工程局首先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即由谁来领导，是水利部还是电力部?苏联专家的意见是由电力部管，因为水电站归根结底是用来发电的。但水利部的意见也振振有词，他们认为建国后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经验自不待言，技术力量也很完整。虽说水电站最终用来发电，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制服水，没有水，哪来电?
争论持续到了11月2日。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确定了集中力量、共同负责的主导思想，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任副局长，再从水利部和电力部分别抽调了许多工作人员。
无独有偶，1956年5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收到黄万里的意见书，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学博士，在清华大学任教。
黄万里的意见书全面否定了苏联专家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并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人大报告“不正确”。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孜孜不倦地在清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述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发生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土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裹挟而下。
6月，由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苏联专家的方案描绘了一幅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的美好图景。首先，降低黄河的水流速度，解除洪水威胁;其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同时，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最后，装机90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总之，修建三门峡水库可以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
然而，由于黄土高原生态恶化，黄河上游的水土持续流失，泥沙只会越积越多。而下泄的清水冲量过大，会造成黄河下游改道的危险。这些都是苏联专家浪漫的方案里不曾提及的。并且，根据苏方的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
黄万里
而时任电力部水电局高级工程师的温善章则提出了一个“低坝、小库、滞洪、排沙”的折中方案。低坝小库是为了减少受损耕地，滞洪排沙更是客观冷静的结论，因为黄河含沙量之巨世人皆知，拦沙完全是螳臂当车，饮鸩止渴。待上游因泥沙淤积而河床升高，整个关中平原都有被淹之虞。
当夜，黄万里写了篇小说《花丛小语》，愤然道：“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章某(张光斗)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1957年6月19日，《花丛小语》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毛泽东看过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旋即，《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已经注定。“什么话”也被《人民日报》作为日后刊登口诛笔伐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黄万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61年被下放到密云，同农民同食同劳。虽然三门峡工程的问题接踵而至，事实证明了真理站在黄万里一边，但那些颠倒黑白的人并没有给他翻身的机会。“文革”中，黄万里被贬到了三门峡挖厕所。
直到1980年，在渡过了漫长的22年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平反。平反决定只有短短两行：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然而，直到开工，争论仍然无休无止。陕西的领导一再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事关重大，周恩来审慎地搬来两个对西北影响深远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
Vivaldi: Concerto for Violin No. 6 Op. 3 in A minor RV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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