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讀書的年代，人們都在講 “四仔主義”，大概是指 “屋仔、車仔、老婆仔或老公仔、BB仔”，是諷刺與提醒學生們 不要只追求自我的生活舒適，還要有理想……
那個年代，只要努力 讀書、進修、就業工作，那怕是沒有大學學位，都有望可以在合理有限的年月內 置業成家、發展事業興趣理想……
但發展到現在，年青一代 所遭遇到的卻似是完全不一樣，前景渺茫、就業置業 更見困難；年青人 原來有的、應該有的 生存發展空間 那裡去了？
政府官員的 無能瀆職 與 寡頭壟斷加劇 令社會的財富兩極分化，中低層的 生存發展空間 被大大剝奪，成長的一代 所面對的現實 亦是如此。
所以這次、以前是最稚嫩幼弱、最不可能走出來的、都走出來；他們說得很好，是 “要重奪自己的未來……！”
香港 被一個 沒有法治 的 “母體？” 滲透影響操控下 也漸漸 正在失去法治；未成年的學運民運領袖 被違法地拘押兩天，還存心險惡地 侵犯私隱到其家中 帶走電腦等私人物品，明顯是志在搜尋可能有的 任何方面 的 黑材料，請問 他們犯了什麼罪 可以這樣地被侵門踏戶？香港一向的 人權法治傳統 何在？
強國 以鬥爭起家，從來以滲透統戰宣傳無所不用其極地 摧毀 敵對者；中港兩地有海關邊防阻隔，互聯網也只是被控制地有限度地對外開放聯通，境外的人有何能力去顛覆？
香港有解放軍駐守，香港人的愛國心也不可能配合任何勢力顛覆國家；香港有良好的法治，以法律為依歸，只要不犯法便可以享有應有的自由；香港的 政、經、防務，甚至 食水，完全操控在 強國的手掌心之中，請問如何去顛覆？
從來只會是人們懼怕 強國的滲透顛覆，香港六七十年代的 暴動、同胞勿近、炸彈……之後這些相關人士 依然在香港生活，甚至 可以 受頒大紫荊、做高官……只因為 香港的法治 可以 容納不同政見但守法的人。
“母體？” 的法治何在？
藝人吸毒案中 人人有不同待遇，國內傳說同時被捕的還有兩個因有大靠山至今未被曝光，法律的平等性公平性何在？
打貪 打到 “姊姊”、“影帝” 便打不下去，通報外國媒體的傳媒主播 卻被神秘拘押 與 標籤 為 “間諜”…
…以言入罪…
…傳媒只是政治工具，並非為民所用的 公器。
香港學生市民 的和平訴求 在強國內的新聞 被抹黑為 勾結外國惡意敵對勢力。
似是採取 德國 一戰後 的模式；利用民族主義統合國民、獨裁專政，抄襲模仿 發展工業技術 抵抗 外敵威脅、快速崛起…等等 是無可厚非；但 沒有被監察的權力、專政獨裁、貪腐 猶如 毒品，鮮有長期品嘗過的人可以超然地擺脫、輕易戒毒…
強國 幅員廣大，地方的建設發展是需要 建立良好的法治、權力下放、發展民主；讓人們 為了自利、守法 並在 市場自由的機制下 發展自我、自利利他地令社會進步；資源 才能有效地應用分配，地方 細致的建設 才能有效開展與完善…
似是 站在道德高地 打貪打蒼蠅老虎，但數千萬無人不貪的 黨員官員 怎樣打？不從 法治、政策、然後 從上而下 的打 根本不可能解決；要打先打人盡皆知 自己的 “姊姊”、“影帝”、“弱智鵬”、“大塊江” 等再說吧……
竊勾者誅，竊國者侯；不從上而下，在下的官員是不會服氣的。
未有法治 奢談 民主選舉 是有害無益，強國 是需要循序漸進，由完善法治 開始 一步步走下去。
一個可以 睜著眼講大話 將偽普選指鹿為馬說成是真普選 的政權 不改過 是沒有前景的；這是一個最大的壞榜樣，示範給國民：在這個國度裡，說真話是不合時宜的，最歡迎的是附和、指鹿為馬。
為何所謂 四大界別一千多人 可以代表七百多萬香港人 甄別候選人？這一千多人 是誰選出來的？民意基礎何在？
這一千多人沒有代表過我，也一樣沒有代表過很多其它香港人；我是不會接受的。
香港已有多年法治傳統，完全可以有全民一人一票真正的民主選舉；香港人 完全可以自己推舉合適的候選人、再一人一票選出自己的特首，管理自己的內政。
為何一個 處處與民為敵、只有 689 票 的 「 」可以做香港人的行政長官？
下台吧！
香港人 不會浪費自己寶貴的工作營生時間去 脅迫任何人；香港人 是被脅迫至 走投無路 才會花時間發聲的。
自以為 站在道德高地、將自己的一套在別人背後 強加諸別人身上的人，收皮吧！
這類人卻是最頑固的 施害者，自以為站在道德高地……可以高舉 “善意” 的目的 而用各種卑劣的手段…
已聽到 將會有 黑份子 滲入 示威人群……
目的當然是破壞 非暴力、不合作 的抗爭運動，令其暴力化…
分享我也喜歡的 火鳥，祈望香港的民主政制改革可以 火鳥重生：
Stravinsky: The Firebird / Gergiev · Vienna Philarmonic · Salzburg Festival 2000
ARCHIVIO IEM: Maurice Ravel, Bolero (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 Valery Gergiev)
今天在診所附近 界限街上 一就近搬遷後改招牌 但原是老字號的茶餐廳 吃早餐；價錢相當廉宜，港幣 26 元正，有一碗粥、一份蛋治、一杯熱飲，我要了檸茶。
粥稀薄似水，並非自己真材實料，花費火力熬製而成，而是用工業製品 粥粉之類 開水，蛋治切成約寸的四小方塊……世界變得真快……唯有再叫了一個同價的 招牌豬扒包，麵包鬆透如無物……一小塊薄薄的急凍豬扒，還有一塊薄蕃茄、數葉西生菜……結果還是不太有充實感覺，但已花費 52 元。
小本經營者 非常了解 市場環境，但現實是 租金天價，食材 工業化毒害化後 雖然廉宜，但似乎唯一的盈利生路 便是在顧客的食材之中求取，結果是 價錢稍加、份量暗地裡勁減……
這樣下去，像美國後現代化的 社會 癡肥 現象 在這裡 可能不會出現……
這似是 社會財富 被寡頭壟斷到極至時 會出現的現象。
被寡頭操控的 “正義化身” “世界警察” 如 強盜 般的 量化寬鬆 劫掠全球……歐、日、強國 也不落後 地追隨，結果香港的 小市民 變成 “我為魚肉，人為刀俎”。
強國 並沒有 為港人 稍有出力，只怕 劫掠 落後於 敵對勢力……結果那怕是經濟不前，樓價仍然 常穩居首位……
我們需要一個 真正 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不被寡頭操控 的政府……
感謝 學生們的努力……
Fritz Kreisler plays Kreisler "Liebesleid" in 1930 and 1942
昨天中午到一師兄介紹、診所附近、界限街 的一家新開的 餃子店。
裝修與門面似也下過一番心思，試過之後不禁替店主擔心，因為很大機會 難以維持……
餃子的製作 似是跟潮流 用類似雲吞皮的製成品，餡料頗為單薄，我吃過一份算是大份的 十隻 似是半飽也不到…
在診所方圓一百步以內，我所知的 連這家一起 已有三家餃子店。
第一家 在砵蘭街，7月18日網誌提及，面積狹小，人流不錯，價錢最便宜，也是用雲吞皮作餃子皮，但餡料頗為充實；我也並不看好；但成本最低，可能是最有利於長遠作戰。
第二家 在近運動場的花園街上，人流最多，似是已在其它區有店，擴充到這裡；餃子皮應是傳統的做法，價錢也是三家中最貴的。這家似是條件最好，但也會是艱苦經營，替業主打工。
界限街這家是 第三家，價錢接近第二家，人流三家中最差，感覺是很難經營…
香港 似已演變到一境地是 很多人找不到適合的工作，迫於無奈，將自己的積蓄 孤注一擲 經營小本生意，結果 大部份 是為 地鋪業主 作貢獻，血本無歸地收場……
這似是 政府 長遠政策的責任，也是政府的責任，小市民實在可悲。
Carl Orff - O Fortuna ~ Carmina Burana
昨晚 小眾師兄弟 練拳後到附近一新開的 潮式飯店 “打冷”。
本來附近也有一家同類型的，生意頗佳，經常需等候，食物我覺得勉強還算地道，但有師兄弟嫌地方不太乾淨，之後便很小去了。
這一家新開不久，地方稍覺乾淨些。師兄弟常讓我任意點菜，點了 四份一隻滷水鵝、下樁，腩肉春菜，一條烏頭魚，蒜蓉莧菜，有師兄建議點了 韭菜豬紅。
通常打冷我一定會點 炆春菜 與 滷水鵝 甚至 煎蠔餅，因為 這些菜式頗能 反映 食物水準 與 是否地道。
但現在的 炸油 與 蠔之類的海產太危險了，並且很多看賣相已知道不行；所以雖然很喜歡煎蠔餅，但很小會點。
滷水鵝 是很考功夫的 菜式，飯店裡的水準似是每況愈下，越來越差；昨天點的 沒有滷水味、沒有鵝味，十分失望。
市面上 一家有數分店 標榜 首富超人 幫襯過讚好的 滷水鵝專門店 其門如市，經常排長龍與售韾，多年前曾試過一段時間，其實味道只是可以而已，鵝形體也稍嫌偏小。
腩肉炆春菜 是賣不起價錢的菜式，有些 “打冷” 飯店甚至放棄不做，這些放棄傳統的飯店亦常被我放棄；我覺得這是最有特色的 潮汕菜式之一。
春菜 似是芥菜類的菜蔬，粗大而莖壯葉茂，寒涼兼有苦澀味；要令其對人體寒涼作用減低與改變其苦澀味道才可以廣泛地讓人喜歡食用；潮汕的傳統是用腩肉、姜同炆；通常每次都會大量烹調，可食用三數天；第一次需炆約一兩小時，加上之後每天的再炆煮，肉味多層次地滲入莖葉之中，改變其苦澀與減低寒涼，形成每次食用味道都稍有變化、獨特的甘香稍帶苦澀味道。
但這並不是容易接受或欣賞的菜式，可能對味道有多些體會與要求的人會較易接受；我記得自己從小都因苦澀味而不喜歡，是長大後才漸漸學會欣賞。
雖然也 已被是非污染、但個性相對簡單易處的小眾師兄弟一起練拳、追尋太極的鬆空圓活與自然和諧之道後，大快朵頤大吃一番也算是一樂也。
Vivaldi: Concerto for Violin No. 6 Op. 3 in A minor RV356
國內新聞網站有一篇文章標題：
《三峡决策：水利专家苦求30分钟辩论而不可得！》
很值得分享；可能對那些 偏好 “馬基雅維利” 式、強權手段帶領社會高速發展，厭惡 民主社會有不同聲音拖慢社會發展 的人，會有參考價值。
地球、人類 現在似是因為太快地錯誤地發展而陷入難以逆轉的困境。
《三峡决策：水利专家苦求30分钟辩论而不可得！》
三峡工程的负面效应终于被官方承受，国务院会议首次表态，“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此表态，使得公众重新怀念起 黄万里 其人其事,在网间引发悼念高潮。黄万里，1911年生于上海，著名水利专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早年曾经留学美国，1936年获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1937年春学成归国，也被认为中国首个学习过水文学的水利专家。
今天我们记住黄万里，并非其主导的水利工程，而是因为他对于 三门峡工程 以及 三峡工程 的异议。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决定动工 黄河三门峡大坝，力图以人力一清黄河。当时水利部召开讨论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之际，参会有70多位专家学者。迫于 “圣人出，黄河清” 的言论环境，唯有黄万里反对三门峡水库，他公开表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期间，他进行了长达7天的辩论，无果而终。
最终，三门峡大坝上马，而其后造成的断流、洪灾危险影响无数人生活，几十年并未好转，无一不如黄万里所预期。事后，黄万里曾经多次表示，技术上说明三门峡大坝不该建并不难，可惜众多专家无人敢于坚持。对此，黄万里未能释怀，写了小说《花丛小语》，1957年发表于《新清华》。
小说直接讽喻三门峡之事，借人物之口直舒胸襟：“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这番言论，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甚至开创了《人民日报》批判右派的文体。黄万里不仅划为右派，而且下放多年，在政治运动中甚至被诬为“贪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见天日。根据黄万里长子黄观鸿回忆，黄万里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有“摘帽”机会。当时，毛泽东曾在新春座谈会上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据说，当时只要写份检查即可“摘帽”，但是黄万里并不愿意。
黄万里因为不肯写检查，右派帽子一戴很多年，摘帽之后仍不改风骨。上世纪80年代起，他屡屡就三峡工程之事再度挺身而出，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也正因此，黄万里建言多达6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7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于是，直到黄万里2001年离开人世，仍旧对于三峡工程念兹在兹，所留遗书，也与水利有关，“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
当然，三峡工程与三门峡不同，目前尚未到盖棺论定时候。学术可以存在异同，但是前提在于出于本心而非政治、权贵压力。当前种种神化黄万里的言论更是另一种荒谬，也违背了他的初衷。但是，作为一名学者，对于自身理念的坚守，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
世间已无黄万里。
讽刺的是，当年之所以批判黄万里，因为他的“不识时务”，为反对三门峡工程以及三峡工程遭遇诸多冷遇;今天，人们之所以记住黄万里，也正是在于他的坚守，然而这位科学家一生良知所追求的意见，仍旧未能抵御时代大潮的无情冲击。
黄万里诗词俱佳，曾写下《梦吟绝笔》：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其孤独姿态跃然纸上，有如鲁迅所谓的“战士”：“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行文到此，不得不掩卷反思。种种重大公共政策，其效应往往难以在短期之内展现，但是却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不可不慎。马寅初之于人口论的“异议”如今已成为常识，而当时却丝毫不见容于世。我们感谢马寅初、黄万里之辈的坚守，然而如果把13亿人的未来，押宝于这些不世出的孤独斗士的成功，那么民族希望何其渺渺;再坚韧的脊梁如黄万里，一己之力也撑不起如许之大的国民期待。
公共政策最大风险或许就在于信息不透明，当黄万里等人远去之后，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尽力回归公共政策的本义,也就是“公共”的题中之义，拓展公共空间，包容异见，如是，才有可能延展出更多类似黄万里式的人物。
黄万里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祸害关中的死库
五十年前，1960年6月，三门峡水库筑坝到了340米，实现拦洪。 9月，正式关闸蓄水拦沙，投入使用，就在举国上下为改造自然的胜利而欢呼时，悲剧拉开了序幕。
黄河无疑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面对黄河水患都是一筹莫展，只能眼睁睁看着泥沙不断淤积，下游河床日益抬高，形成高于地面的悬河。
历史上，黄河是航运大河。而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的三门峡，因为有着坚固的花岗岩河床，还可控制92%的流域面积上产生的洪水和泥沙，因此，到了民国，在三门峡筑坝的设想开始被人频频提起。
毛泽东对修建三门峡水库举棋不定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再次将目光投向黄河。当时，苏联专家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不谋而合地相中了三门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交了20万字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毛泽东第一次离京，巡视的就是黄河。面对黄河，他的雄心壮志几起几落，再也没有面对淮河时挥笔写下“一定要根治”的豪情，而是嘱咐一句“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半是不服半是无奈。
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启程去南方视察长江，顺路到郑州看一看黄河的情况。专列开动后，毛泽东看着图纸上的三门峡，问随行的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三门峡水库修起来，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早在1949年8月就给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上书，要求修建三门峡水库，被董必武否决了。新中国成立后，王化云一直坚持“筑坝拦沙”的治河主张，被毛泽东称为“能化云化雨”。
王化云：“如果黄河干流30个电站都修起来，总库容约占2000亿至3000亿立方米，这样算个总账，不做水土保持及支流水库，也可以用300年。”
毛泽东笑了：“300年后，你早就有重孙了。”
他又问：“修了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用1000年是可能的。”
毛泽东：“那1050年怎么样呢?”
王化云有些尴尬：“这……到时候再想办法。”
毛泽东又笑了：“恐怕不到1000年早就解决了。”他抽了口烟，又道：“三门峡水库定了没有?”
王化云：“还没有定。”
毛泽东：“三门峡水库有四个方案，你认为哪个最好?”
“修到360米这个方案最好。”
“那么多移民往哪里移?”
“有的主张往东北移，那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有的主张往海边或者绥远移;有的则主张就地分散安置，不一致。”
“你主张移到哪里?”
“移到东北去，对工农业以及国防都有好处，就是多花点钱。”
毛泽东将视线移到图纸上，盯着三门峡的位置看了许久，道：“我再问你，三门峡水库修好后，黄河能通航到哪里?”
王化云：“能通航到兰州。”
“兰州以上能不能通航?”
“目前还没有考虑。”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3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审阅批准1952年做出的水利工作决定。1953年是中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一五”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
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方面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的援建项目。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柯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2月到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000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柯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根据苏方的建议，国家计委于当年设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
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召开。会上，人大报告将三门峡水库的修建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提出“黄河清，圣人出。圣人出而天下治”。这样一来，即使原先对工程持反对意见的人也只有噤若寒蝉了。决议的结果是全体人大代表一致举手通过修建三门峡工程。消息传出，举世瞩目，周恩来感慨道：“作了这么一个世界性的报告，全世界都知道了。”
周恩来具体负责三门峡工程机构的组建工作，成立三门峡工程局。
然而，工程局首先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即由谁来领导，是水利部还是电力部?苏联专家的意见是由电力部管，因为水电站归根结底是用来发电的。但水利部的意见也振振有词，他们认为建国后的重大水利工程都是在水利部领导下进行的，经验自不待言，技术力量也很完整。虽说水电站最终用来发电，但建造水电站，首先要制服水，没有水，哪来电?
争论持续到了11月2日。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恩来确定了集中力量、共同负责的主导思想，调湖北省省长刘子厚任三门峡工程局局长，黄委会主任王化云任副局长，再从水利部和电力部分别抽调了许多工作人员。
就在工程局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一个德国的水利专家来到三门峡坝址。经过勘测，他断言：“在三门峡筑起大坝，无疑是在修建一个祸害关中的死库!”
无独有偶，1956年5月，黄河规划委员会收到黄万里的意见书，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黄万里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黄炎培的儿子，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工程学博士，在清华大学任教。
据黄万里当年的助教回忆：“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黄万里的意见书全面否定了苏联专家的《三门峡工程初步设计要点》，并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人大报告“不正确”。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孜孜不倦地在清华的课堂上给学生讲述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发生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灾害。二是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缺乏最起码的科学精神。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土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裹挟而下。
6月，由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苏联专家的方案描绘了一幅三门峡水库建成后的美好图景。首先，降低黄河的水流速度，解除洪水威胁;其次，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现“黄河清“，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同时，调节黄河水量，初期灌溉2220万亩，远景灌溉7500万亩。最后，装机90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总之，修建三门峡水库可以产生巨大的综合效益。
然而，由于黄土高原生态恶化，黄河上游的水土持续流失，泥沙只会越积越多。而下泄的清水冲量过大，会造成黄河下游改道的危险。这些都是苏联专家浪漫的方案里不曾提及的。并且，根据苏方的设想，三门峡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要大量移民。
黄万里
黄万里给与会人员算了笔账：360米的库区水位，意味着要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人，代价相当高昂。因此，他从根本上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利工程。
而时任电力部水电局高级工程师的温善章则提出了一个“低坝、小库、滞洪、排沙”的折中方案。低坝小库是为了减少受损耕地，滞洪排沙更是客观冷静的结论，因为黄河含沙量之巨世人皆知，拦沙完全是螳臂当车，饮鸩止渴。待上游因泥沙淤积而河床升高，整个关中平原都有被淹之虞。
遗憾的是，正如梁思成挡不住北京城墙被拆的厄运一样，黄万里也拦不下三门峡工程的上马，那是一个用“阳谋”“引蛇出洞”的年代，谁也不敢在政治上落伍。于是，宁左勿右的学者们一边倒地选择支持苏联专家“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的方案。
当夜，黄万里写了篇小说《花丛小语》，愤然道：“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章某(张光斗)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腼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1957年6月19日，《花丛小语》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毛泽东看过后，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旋即，《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已经注定。“什么话”也被《人民日报》作为日后刊登口诛笔伐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黄万里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1961年被下放到密云，同农民同食同劳。虽然三门峡工程的问题接踵而至，事实证明了真理站在黄万里一边，但那些颠倒黑白的人并没有给他翻身的机会。“文革”中，黄万里被贬到了三门峡挖厕所。
直到1980年，在渡过了漫长的22年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平反。平反决定只有短短两行：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工程仓促上马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隆重剪彩开工。然而，直到开工，争论仍然无休无止。陕西的领导一再要求重新商议设计方案。
事关重大，周恩来审慎地搬来两个对西北影响深远的人物——彭德怀和习仲勋，一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讨论。
1958年4月21日，春寒料峭。周恩来抵达三门峡不久，就来到工地，只见工地上人如海潮，机器声震撼大地，一片沸腾。三门峡河中有两座石岛，将黄河分为三股激流，由左至右，分别称为人门、神门、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其下400米，又有三座石岛挺立河中，左为中流砥柱，即古籍所载大禹治水“凿龙门、劈砥柱”的中流砥柱，中为张公岛，右为梳妆台，洪水之际，浊浪排空，惊心动魄，是黄河潼关以下最险恶的地方，素有“三门天险”之称。每次舟船从“人门”过峡，必须对准下游“照我来”(即中流砥柱石)直冲过去，方能脱险，否则必有船翻人亡之祸。周恩来不由赞叹道：“砥柱，就那么点大，冲刷了多少年还在那里!”
Vivaldi: Concerto for Violin No. 6 Op. 3 in A minor RV356
今天是廿四節氣的 “秋分”，是 秋季 九十天 的中間，亦即是說 秋天已過了一半；現實是 今年要到 秋分 才開始有秋意。
今天是 罷課 的第二天，非暴力不合作的民主抗爭運動 已經開始。
有人會一廂情願覺得 北京 是用類似 “馬基雅維利” 式 極權、權宜手法，最終是對香港有益……？
沒有公平有效的法治，民主、市場經濟 只會失效；扭曲民主的定義、淡化八十萬人投票訴求真普選的事實…正是 扭曲法治的開端…
有良好法治的地方，就算不愛國愛港又如何，一切以法律為依歸，只要不犯法便可以了；不愛國但守法 似遠比口口聲聲愛國但 貪污瀆職 的領導人 好得多。
香港已有多年成功的法治經驗，如果香港都不能有 民主、普選；國內的政改前景更是遙遙無期……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 Symphony No. 25 in G minor
